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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：
太宗有一骏马，特爱之，恒于宫中养饲，无病而暴死。太宗怒养马宫人，将杀之。皇后谏曰：“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，晏子请数其罪云：‘尔养马而死，尔罪一也。使公以马杀人，百姓闻之，必怨吾君，尔罪二也。诸侯闻之，必轻吾国，尔罪三也。’公乃释罪。陛下尝读书见此事，岂忘之邪？”太宗意乃解。又谓房玄龄曰：“皇后庶事相启沃，极有利益尔。”
译文：
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骏马，平常放在宫中饲养。一天，这匹骏马无缘无故突然死了。唐太宗大怒，要杀那养马的宫人。皇后劝谏说：“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而杀人，晏子当着齐景公的面列出养马人的罪状，说：‘你把马养死了，这是第一条罪状；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，老百姓知道后，一定恨国君，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；其他诸侯知道后，一定看不起我国，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。’齐景公听后便免了养马人的罪。陛下您读书曾经读到过这个故事的，难道忘了吗？”唐太宗听了皇后这番话怒气就消了，他对大臣房玄龄说：“皇后用平常的故事来启发影响我，确是很有益的。”
《贞观政要》原文及翻译
卷八·辨兴亡
贞观初，太宗从容谓侍臣曰：“周武平纣之乱，以有天下;秦皇因周之衰，遂吞六国。其得天下不殊，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：“纣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。周室微，六国无罪，秦氏专任智力，蚕食诸侯。平定虽同，人情则异。”太宗曰：“不然，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;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，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，意在兹乎!”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，竟不许赈给，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，比至末年，计天下储积，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，所以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。炀帝失国，亦此之由。凡理国者，务积于人，不在盈其仓库。古人云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?’但使仓库可备凶年，此外何烦储蓄!后嗣若贤，自能保其天下;如其不肖，多积仓库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”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天道福善祸*，事犹影响。昔启民亡国来奔，隋文帝不吝粟帛，大兴士众营卫安置，乃得存立。既而强富，子孙不思念报德，才至始毕，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。及隋国乱，又恃强深入，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，身及子孙，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。今颉利破亡，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?”群臣咸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
贞观九年，北蕃归朝人奏：“突厥内大雪，人饥，羊马并死。中国人在彼者，皆入山作贼，人情大恶。”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观古人君，行仁义、任贤良则理;行暴乱、任小人则败。突厥所信任者，并共公等见之，略无忠正可取者。颉利复不忧百姓，恣情所为，朕以人事观之，亦何可久矣?”魏征进曰：“昔魏文侯问李克：‘诸侯谁先亡?’克曰：‘吴先亡。’文侯曰：‘何故?’克曰：‘数战数胜，数胜则主骄，数战则民疲，不亡何待?’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，遂恃众内侵，今尚不息，此其必亡之道。”太宗深然之。
贞观九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顷读周、齐史，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。齐主深好奢侈，所有府库用之略尽，乃至关市无不税敛。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，肉尽必死。人君赋敛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，齐主即是也。然天元、齐主若为优劣?”征对曰：“二主亡国虽同，其行则别。齐主愞弱，政出多门，国无纲纪，遂至亡灭。天元性凶而强，威福在己，亡国之事，皆在其身。以此论之，齐主为劣。”
译文贞观初年，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，取得了天下;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，就吞并了六国。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：“商纣王暴虐无道，天下的人都痛恨他，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，讨伐纣王。周朝虽然衰微，六国无罪，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，像蚕吃桑叶一样，逐渐吞并诸侯的。虽然同是平定天下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。”太宗说：“这样的说法不对，周灭殷以后，努力推行仁义;秦国达到目的以后，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，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，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。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，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!”
贞观二年(628)，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，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，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，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，到了隋朝末年，粮仓贮存的粮食，足够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，依仗国家富庶，所以挥霍无度，极尽奢侈之能事，终于国破家亡。对于国君，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，不在于充实粮仓。古人说：‘老百姓不富足，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?’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，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?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，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，如果他昏庸，即使粮食满仓，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，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。”
贞观五年(631)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上天给善人降福、给坏人降祸，事必报应。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，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，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。不久突厥富强了，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。到始毕可汗时，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。等到隋朝大乱，又恃强深入，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，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。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，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?”大臣们都说：“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。”
贞观九年(635)，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：“突厥境内连降大雪，百姓饥荒，羊和马都死了。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，民情非常动荡。”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观察古代的君主，实行仁义、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;施行暴政、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。突厥所信任的人，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，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。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，恣意妄为，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，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?”魏徵进言说：“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：‘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?’李克回答：‘吴国先灭亡。’魏文侯问：‘为什么呢?’李克说：‘屡战屡胜，经常胜利就会骄傲，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，不灭亡还等什么呢?’颉利趁着中原大乱，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，到今天还不想息战，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。”太宗对此非常赞同。
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近来我读北周、北齐的史书，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，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。齐主高纬非常奢侈，府库所藏，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，以至于关隘市集，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。我常说，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，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。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，百姓既已疲弊，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，齐主就是这样的人。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，谁优谁劣呢?”魏徵回答说：“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，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。齐主懦弱，朝廷政令不一，国家没有纲纪，以至灭亡。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，国家的灭亡，都由他一手造成的。从这方面来看，齐后主要劣一些。”
贞观政要原文及翻译是：
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。全书十卷四十篇，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，与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，大臣们的争议、劝谏、奏议等，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，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。
经济上的重大措施。它和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，较为详细，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、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。书中提出了”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”的重民思想，务实求治、与民休息、重视农业、
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，”爱之如一”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，用人惟贤才的主张，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，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，仁德先行、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，以及俭约慎行、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、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。
唐太宗李世民，在位23年626-649年年号“贞观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。他的治绩，被历代史家称颂为“贞观之治”。《贞观政要》虽记载史实，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，
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，将君臣问答、奏书、方略等材料，按照为君之道、任贤纳谏、君臣鉴戒、教戒太子、道德伦理、正身修德、崇尚儒术、固本宽刑、征伐安边、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，
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，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；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，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。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，是一部独具特色，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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